去年12月以来，大概率来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贩卖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了近17年以来我们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又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截止至2月1日24时，我国（数据不包括港澳台，下同）确诊的感染病例为14,380例，其中来自湖北的为9,074例。目前各个省市陆续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美国、欧洲和日韩等国家已经从武汉撤侨。截至北京时间2月1日晚上，部分国家（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已宣布暂停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非本国人入境。
2003年的非典病毒及引起的严重肺炎（SARS），很多人仍记忆犹新。SARS病毒最终波及37个国家（地区）、感染8,000多人，死亡700多人，即使幸存下来的病人，却也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场SARS病毒，也给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了SRAS的前车之鉴，这次武汉新型病毒事件，我们能有什么样的预期？我们能学到什么、或者说将来我们在面临类似的疫情时如何能做的更好？
1、武汉病毒其实相对温和：它可能会弱化为人类常规的流感
根据著名学者钟南山院士等的估计，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会在农历元宵节（2月8号）前后达到高峰，之后确诊病例数量不会大规模增加。海外学者的估计则相对较为悲观，按历史大规模流感的相关经验，预计在4至5月才能见顶。
我使用较为可靠的1月20日-1月28日国家及湖北卫健委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利用Excel软件自带的“预测工作表”功能（备注：尚未找到该功能涉及的具体算法），对未来确诊病例进行了初级的预测，仅供读者参考。1月29日-2月1日这4天的实际病例数，与预测模型基本吻合，处于预测上限和中位数之间。但是全国数据增速有上扬趋势（见下图A），而湖北地区之外的全国其它地区的数据增速开始出现稍微下降趋势（见下图B）。从1月27日起，全国湖北地区以外的病例数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在40%左右，并同样并有稍微下降的趋势（2月1日为37%）。模型预测最乐观的拐点，对于全国是在2月3日（农历正月初十）；对于湖北省外全国其它地区，差不多从2月3日（农历正月初十）也开始趋于平台期。未来如果全国或者湖北省外地区的病例数增速下行、穿透预测的中位数线，则拐点可期。
目前，本次武汉病毒与2003年的非典病毒，有两个显著的区别。
一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次毒性低很多，这是值得庆幸的。就目前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基本没有小于30岁的死亡案例，40至59岁的人死亡率也只有0.2%；未来更完善的统计数字可能显示死亡率更低；死亡主要发生在有基础疾病的高龄人群。二是有数据表明，有部分人虽然感染却没有症状。这种隐性感染者不易被发现，却能感染别人，这对疫情防控造成客观的困境、但也是必须接受的现实。
未来的趋势，2009年爆发的全球甲型流感（H1N1流感，也称猪流感）案例特别值得我们借鉴。按WHO的官方统计，该次病毒全球确诊的病例共有622,482例，死亡18,500人，死亡率为3%左右，或者说和目前武汉病毒肺炎导致的死亡率相近。H1N1病毒的感染率很高，有22-33%左右与确诊病人接触的人会受到感染，远高于普通流感的5-15%。有学者通过模型计算认为全球死亡人数存在严重低估，实际数据应该高10倍。但是就是这个后者的数字，也和全球每年普通流感季节的死亡人数差不多。类似地，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估算，H1N1病毒导致的美国死亡人数在8,870和18,300之间，与其正常的流感季节死亡数据也不相上下。如根据美国CDC的最新数据，2019-2020美国流感季节感染人数在1千5百万到2千1百万，死亡人数估计在8,200-20,000之间。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宣布此次病毒流感为全国紧急事件。最终，H1N1流感并没有完全控制住，相反却变成了人类季节性流感的一部分；WHO甚至放弃了要求各国通报病例，最终放弃了对疫情的统计。
未来武汉新型病毒很可能经过不断变异，最终毒性变弱，成为人类流感的一部分。
2、将疫情预警交给科学和公众：大规模流行病的案例教育
谁也不能否认，任何国家或者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都需要考虑政治因素。但是，大规模的流行病则需要更多地交给科学和专业，因为病毒不会跟我们讲政治。及时预警有利于公众科学地判断和预防。这次武汉新型病毒爆发，有很多迹象表明，前期疫情的披露做的不够充分，与当年非典的初期反应有惊人的相似。其中，有两个非常标志性的发展拐点。
第一，直到1月18日之前，武汉公开通报的确诊感染人数只有41例。但根据中国大陆外报道的病例等信息，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的学者公布了他们的模型计算结果，认为武汉地区的感染病例已经达到1,700左右。随后，武汉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开始显著上升，20日达到270例（全国其它地区为21例）。
第二，有证据表明在去年12月武汉已经出现人传人的迹象，武汉医务人员的感染最早应该发生于1月11日或者之前，但是有关专家当时只是谨慎地作出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的保守结论。直到1月20日晚上，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首次公开明确存在人传人，而且披露武汉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此后，中央政府迅速开始全国大动员，形势才迅速扭转，武汉于1月23日实施封城。
因为疫情披露不及时，国家错过了一些关键的防控时机。根据武汉市政府公布的数据，“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到1月26日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根据《第一财经》的统计其中30%-40%流向湖北省外和境外。直到1月20日之前，有目击者说武汉市面还是一片祥和，在1月18日还举办了有4万多家庭参加、13,986道菜品的“万家宴”。虽然武汉1月16日启动了人群筛查措施，但是机场等重要场所的相关措施并不到位。“华南海鲜市场”直到1月1日才关闭，同一天武汉警方还处理了8人“散布疫情谣言”。后来大家发现，这8人都是医生，其披露的信息也是基本正确的。
1月20日以来，我国政府布局的武汉病毒防疫工作，再次证明了我国具备应对危机的强大制度优势。美国一
个晚间节目甚至调侃中国10天能建成1家医院，美国10天却安装不了1个家庭的有线电视。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大规模病毒流行事件中，能更多尊重科学、遵循医学规律，更加及时和透明地向公众披露疫情（哪怕病原体不明时），则有助于我国把应对危机的强大制度优势转为预防危机的强大制度优势，避免或者减少社会经济巨大代价和危机。有人估计，此次武汉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远大于2003年的SARS，而且可能威胁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性产业链优势。
显然，有部分人担心疫情披露会导致公众恐慌，但是公众恐慌甚至反应过度，都好过隐瞒，好过因此导致公众麻痹误判，引发大规模的疫情。这次武汉病毒事件，就是生命的重大教训、经济发展的重大教训、社会运行的重大教训。此外，我国也有必要通过若干疫情事件的“案例教育”，让公众逐步学习用科学的态度防疫。北京市民因为经过2003年的非典，相信能更科学、更有效地应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西方国家常年发生严重流感等公共卫生危机，包括上述的2009年猪流感，但公众一般普遍反应非常淡定，按部就班科学地对付疫情。2019年11月，北京曾经收治过两例的鼠疫患者，但是北京市政府及时向公众做了通报，社会总体反应平静，并没有引起恐慌。
此外，借鉴北京2003年非典的经验，我国也需要尽快建立社区防控的标准工作体系（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考虑，不可能长时间封闭（lockdown），人也不可能长期“宅在家中”。更现实的中长期防疫手段，是加强“社区防控”，每个小区、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做好辖区内的工作，有效处置发生的病例。然后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小汤山模式”医院，收治和隔离病人，管控更大地区的疫情。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市采取的这种模式是成功的。
结合我国的体制优势，同时在防疫等非政治的专业领域，多学习先进的国际经验，可建立一个优势的国家防控体系。比如建立防疫医用物质的国家战略储备，特别是公众和医院的基本物质需求如口罩和防护服。这次疫情，又恰逢春节假期，基础的医用物质供应非常短缺。武汉协和医院公开向公众请求支援；有基层工作人员抱怨，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口罩”。大年初三，我曾横跨广州的几个城区，却买不到一个医用外科口罩，而且也得不到权威的供应信息。美国CDC建有相关的战略物质储备（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SNS）。在2009年4月猪流感爆发时，CDC就释放了其25%的库存，包括1,100万剂的抗病毒药物、39,000万件的防护用品。我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制造能力，建立一个防疫物质国家战略储备。以口罩为例，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中国每日最大产能为2000多万个，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约50%。
3、美味与公共卫生安全兼顾：尽快启动野生动物食用相关的修法或者立法
本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三次席卷全球的严重冠状病毒事件。第一次是SARS，第二次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第三次是这次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但是非典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有很深的人为因素。一个普遍的科学共识，SARS病毒起源于广东省当时比较普遍的食用野生动物现象。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有学者估计，存在170万种动物病毒尚未为人类所知。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对相关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或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入其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大幅增加，导致了病毒从动物向人类扩散。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基本可以确定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贩卖场所。
这次疫情导致中国大陆周边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生负面的情绪。这些值得我们深思，君子求诸于己，一个大国更需要求诸于己。当前，我国国内和国际交通迅速便利，人口流动巨大，使得病毒传染更加难以控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应该负起大国的责任，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结合考虑我国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迅速修法或者立法规范野生动物食用，防止引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更多是针对国家保护动物目录的野生动物；由林业部门主管的野生动物驯养食用存在明显的问题，非法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情况突出。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建议相关修法或者立法包括如下关键条文：
1）允许有限野生动物品种的规模化养殖，发放有限数量的特许经营证，并接受卫生检疫部门的监控。
2）合规的野生动物在合规的统一屠宰场加工后，以冷冻真空包装方式发售。打造规范的加工企业。
3）彻底取缔（如华南海鲜市场类型的）野生动物公开屠宰场所，全面禁止网络（特别是电商平台）销售野生动物。只要杜绝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以及网络的野生动物公开交易，则其它私人的或者偏远地方的零星不规范行为，哪怕鞭长莫及，也并不足以构成大规模病毒流行的风险。
天佑我们的祖国！
